百年汉语新诗巨人：温东华






温东华自一尖山走出来。他行走在深山古道，行走在柏油马路，行走在长江黄河两臂之间，行走在语言的旷野，行走在新人旧人与变色的传统围成的宇宙。他越过徐志摩、戴望舒、闻一多、艾青，越过九叶派、七月派直达二十一世纪，用一种步伐，一种速度，一种风格。他不属于一个人，或者一个时代，他属于现代汉语。
五年来，他带着我跋涉在人头与墙壁的丛林里，扭打历史理性的树桩像拧着一条毛巾，拧得水滴儿叮叮当当。那些事物在他的目光下变形，就像那些墙壁在暴力下粉碎一样，就像群蚁在一个人的大手之下一挥而灭一样。我看到了一场触动天盖的游戏，像一个士兵看着他的将军粉碎困难如吞吐空气一样美滋滋地。我一直站在他的身边，那样的一本正经，几乎是在表白：他只属于我一人──一个软弱的人被强力意志所吸引，不分黑夜与白昼。我只有他这一种希望，当现在我想不出还有多少生命自信的时候。我以彻底的诚信跟在他的后头，像一只受伤的猎豹跟在一只老虎的后头。当我与他落距很远时，他总能及时地回过头来寻找我，他反复向我证明：他不会舍下我。
我是如此的平凡，如堂吉诃德的桑丘。行走在他的身边，我就像行走在天与地的相接处，就像深入到密集的人群之中的那个随时可能出现的空白地带。我不能打包运走，或者施计暗藏这全部的神来之光，我运交华盖，空享他这岩浆的沐浴，我天真的肌肤凭什麽得到他的甘霖滋润，我那恐惧和小气都是他脚步后的尘土。我唯有记得他顶天立地的身影，记得他轻翻书页、指点江山、笑看穷相的每一举止，他像一面红旗一样飘扬在广场的中心。他是一个巨人。
哎呀，我的人友和我的老师，现在是我为你写一个备忘录的时刻，在黑暗还未将你我切断，在晚霞还未告老还乡。

1

鲍 照
一场大屠杀后刀剑上闪亮的恐怖和与泽葵、荒葛
白杨、衰草、石块、枯井、霜气、沙尘、颓墙
而鬼魅、狐鼠、鹰鸱、豺狼出没其间的
这一废墟相连的天道、戒严令
门阀制度、封禅大典、悲剧法则
加入组织必须摩顶受戒的手续
国王华服上割下一小块阳光的施舍
接受者的侥幸的炫耀与微笑
（于微笑中舞蹈而来的少女期待的一种并非
委质穷尘的命运）我们遭遇到的就是这个时代
我们穿戴着国王的阴影在大地上行走、在向天空乞食
我们每一个日子是签订在一份责任状中的被怀疑与侮辱
我们象朝圣的驴子一样由圣女引领着学唱洁白的颂歌
我应当为我的嘴唇而感到羞愧：因为窗外坚硬的积雪
还是这个时代，群山纠纷如一场搏斗
我说的是我自己，我历经过太多的战役
这战役中，苦涩、执着、峥嵘
五丁拔岳的贞厉与雄烈
五言诗和七言乐府。我活着与死去的唯一理由。
这是今年正月十三的下午，在分手一个月后，我再次和温东华相遇时，他给我口述的他在这个寒假里酝酿的一篇诗。现在除了批改学生的作业，东华师的手指一般不摸笔，偶尔有话想说时，他就闭上眼睛，待四周没有任何杂音，用红铁入水的淬音，从容缓慢、一个字挨着一个字地说出在他心中已经发酵成熟的词与物。记得一次，我对东华师说我刚写了一篇短诗习作，他让我念给他听，我说稿子没带来。他说，如果一首刚刚写完的短诗，还不能背下来，足以证明它的不成熟。
《鲍照》是东华师在息笔多年以后，于最近完成的历史人物抒情诗的最新的一篇。此前他口述了几首诗：《商君》、《韩非》、《李斯》、《陈胜》和《辛弃疾》。在近来那些向他问诗的日子里，他对诗歌艺术的精深且恢宏的见解，对古今中外名家经典及其路数的熟稔，对传统在当代汉语里运用的可能性的清醒，常让我叹息：为何不把他的思想写下来呢，哪怕是些生活空隙处的语言零块，哪怕是经过他的视网膜过滤的对历史和他人的回顾。
记得一个夏天的晚上，头顶月色，脚踩江堤，我问他写诗的意义和作为一个诗人的意义。他说，作为一个诗人，应当以他的精神影响一个时代。“寒塘渡鹤影，冷月葬诗魂”，也许就是诗人的碑文。他的回答，让我觉得他太为这个时代而寂寞，或者是对汉语和汉文明的前途认识悲观，毕竟他才三十多岁。他又说：青黄不接得太久，已经成了死水一潭的局面，偌大的中国不需要天才，不能识别天才，甚至流行着不给天才以机会的暧昧的潜在规则。
作为温东华诗作的最亲近的读者，部分作品的唯一的读者，除了情感上的永远无界的享受，艺术上吸取不尽的益处，思想上包容万象海纳百川的洗涤等以外，我是根本没有给以明确的评价的资格。根据我对现当代中国诗坛的人与事的了解，温东华的作品，只有他自己才能作出恰当的评说，也只有他自己才能有那份涵养和诚信作出一个良知上的叙述。在当代中国读书界，对一部天才作品的认识，诚实的勇气和识别的能力各起一半作用。
有时，在我和东华师一起重读他青年时代的长诗时，兴奋之际，他也偶尔发出类似“诗人的感慨”，说李白杜甫再世，怕也不过如此！说整个二十世纪，只有北岛的部分作品与杨炼的《诺日朗》及其优秀作品，和他的优秀作品可以一比。他甚至也用他不习惯的方式这样来感慨现实：既然诺贝尔奖在二十世纪关门之前没有认识我的机会，那么在二十一世纪开门之后，它也就没有和我认识的能力了。我那时惟有心酸，惟有痛惜，人们只知道在戏说历史的悲剧电视里奢侈自已的正义之情，却不知身边正在复制着深度的冤屈。
《鲍照》足以对得起鲍照，但谁能对得起温东华？

2


这是我国当代著名人物速写和书籍插图画家高莽先生于一九九九年为诗人温东华即兴而作的一幅素描。以我对东华师经年的生活观察，这幅素描成功在于它画出了诗人温东华睿智的一面。或许高莽先生认为一个杰出诗人的智慧的重要性要高出他的气质方面，那么我们就可以理解高莽先生的画笔对诗人温东华的豪放不羁傲视群山的一面的丢失。
其年，温东华和他的助手吴远目先生，偕长江文艺出版社社长周百义、诗歌编辑赵国泰及七月诗派的老曾卓，带着六百万字的《世界名诗大典》手稿北上京都，在中国文联宾馆和袁可嘉（因在纽约未到会）、牛汉、吕同六、绿原、谢冕、屠岸、高莽、张同吾、李瑛、叶延滨等诗坛名人共商“大典”出版事宜。由于手稿完全是由东华师一人在一九九一年前编就的，作为客观上主编的他，在经过诗歌翻译文学多年发展之后，有些问题需要和那些挂名的编委们相互探讨、重新斟酌一下。在丛书分册和名家选诗方面上，东华师从容自信且利索地回答了众编委的一些相关技术上的提问。但是，但是在中国人于合作一个事业上的惯性毛病，以及在中国诗坛间存在的普遍的人事心理纠纷，《世界名诗大典》在主编人选和编委排名上出现了分歧，加之出版经费的不如意，《世界名诗大典》再一次胎死腹中。
回忆那个严寒的冬至日，后来温东华说：“那一次在北京，最大的收获就是，在我于会议发言之际，坐在我左侧的高莽先生，悄悄地在速写簿上给我画的这一张速写。”这一张速写也成了温东华对作为文化中心的北京的唯一的文化印象。
实际上，在八年前，温东华就在省城武汉为《世界名诗大典》的出版事宜努力过一次。结果只出版了其中的一部《世界名诗大典•散文诗卷》。也许散文诗是相对容易理解且有更大的阅读市场的原故吧。一个未名的诗人，在做一件严肃的诗歌出版事业，并且毫无市场运作经验，有，且只有这样的一种结局。
那么《世界名诗大典》到底是一部什么样的书呢？
“《世界名诗大典》全书十五卷，近六百万言，或按时代，或按体载，或按流派，纵横捭阖，驰骋古今，上自史诗和古希腊、古埃及、古印度和波斯、罗马之[0]派，中历文艺复兴、启蒙主义、及至近现代的浪漫主义、现实主义、象征主义、超现实主义、存在主义、表现主义、意象主义、未来主义等；并及中国古代之辞祝盟歌、诗经楚辞、汉魏乐府和唐宋元明清诗词曲令，乃至新文化运动后迄今为止的优秀诗章──共收录六十多个国度的古今名家七百余人，近四千篇精当诗作，其中千行左右的长诗达70余篇。
这是一部自新文化运动以来唯一的突破中西畴界，跨时数千年编选最严格而且最精纯的规模宏大的世界通编诗选。其编选尊重事实，博取众长，破除俗见，唯好是选；不以国度民族弱小而贱舍精构，不以国度民族强大而滥取劣作；通过对翻译家的翻译、介绍的原作者作品全集、选集，各文学史家、选家的各种选本系统参照比较、审定，以流派为脉搏，以诗歌的本质精神贯穿其中，客观公正，不偏不倚。全书打破了过去一些选家的以国家、民族或单纯抒情诗、爱情诗、女诗人等选本的局限；突破了过去中西诗歌只用参照、对话进行比较交流的常规格局，使中西诗歌融合在一起；它囊括了世界各大派别，各国大诗人无论长短的代表作和诗人的名篇巨制。为了便于阅读学习研究，对作者作了简介、简评，对作品作了注释和说明，甚至扼要的鉴赏。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在各卷之后附录了与之有关的古今中外的重要诗话、诗评、诗论，使这部“大典”有了雄厚的诗歌理论依据。将之与《全唐诗》相比，虽断代诗篇数量不及，但时空幅度之大、理论质性之强、艺术价值之高是《全唐诗》所无可比拟的。所以《世界名诗大典》和《全唐诗》一样，其编讫实乃中华文化史上最光辉最灿烂的大事。是为读者、诗歌创作者、诗歌研究者创建的一座宏伟的艺术殿堂。”
在看完“大典”的选诗目录后，九叶派老诗人、著名翻译家、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所长袁可嘉先生欣然题词：“祝贺《世界名诗大典》编成出版，这是编译界的一个盛举，必将受到读者欢迎！”七月诗派老诗人彭燕郊也给编委会发来长篇感言，其中写道：“这是一部迄今为止最严肃最认真的世界诗选，与一般胡编乱凑、视野狭窄、其实不懂诗而强充内行者的草率之作有本质上的不同。祝愿早日顺利出版。”
可惜现实并不如老诗人期望的那么美好。但诗人黄金一般的愿望应当得到昭示。
这必须从温东华个人的现代汉语诗歌创作说起。诗人温东华的诗歌创作确切地说是从八十年代中期开始──他的早期作品证明，他一开始诗歌训练就进入现代主义。早在读完袁可嘉先生主编的那部《外国现代派作品选》后，温东华强烈地意识到，当代汉语诗歌的现代化几乎是一片空白。而且那些崭露头角的个别诗人的现代意识，基本上得力于他们在获取外国现代主义作品原文或译作资料上的优越。从此，温东华几乎是罄其全力收集一切汉译诗歌作品和图书，一方面是为了进一步完善他的诗学修养，另一方面是在为一个现代汉语诗歌的现代意义上的教材编写作准备。
温东华认为，要想将现代汉语诗歌写作推向一个新的台阶，要想使汉语诗歌的现代化问题得以解决，就得将世界诗学史上的尤其是现代主义诗学史上的全部伟大或成功的作品在汉语写作界作全面打开和推广。正如白话文无论是语法形式，还是思想风格均得力于五四一代的欧风美雨的洗礼，现代汉语诗要想真正地步入现代，还得首先搞好对世界名诗的整理和传播工作。这既是给一切现代汉语诗歌训练者一个技术上的公平，也是对汉语诗学的国际化的一个责任。这种强烈的责任感终于让温东华在他的个人写作的旺盛期，放下笔来着手编辑《世界名诗大典》。
其年，中国诗坛正处一片阴霾之中，此前的北岛和杨炼周游列国去了，其时的海子和骆一禾不幸死去，此后的戈麦和顾城也奇怪地死于非命。对这种局面，温东华认为固然有某些诗歌以外的因素，但是诗人在创作上的思想和艺术双方面的困局是根本原因。他明确地指出，海子的山海关卧轨事件，源于海子在诗歌创作上体力不支的生命绝望。
时代渴望现代主义的大作品出现，可是几乎整个时代不流淌现代主义的血液，而诗写作界许多人未能完整地经过现代主义的训练。要想训练，首先得找本教材，编教材就得具备充足的范文。应该说，其时温东华的《世界名诗大典》的编撰工作若能得到时代的呼应，那末，日后的汉语诗坛必定有一个极大的改观。那一年温东华刚刚写完他青年时代的巅峰之作《五月五日的莎士比亚》。
我的鸟歌唱星辰我的鸟猝然而死，如同
我的笔绝食我的笔在他人手下苍蝇翩翩飞起
世道无所谓可言：这太平盛世———驴子引吭
高歌，我抬起头……已是数只猫眼
报告大地公正的时刻！
现在看来，温东华在《五月五日的莎士比亚》中写下的这一段，不但记录了《世界名诗大典》的命运，也对接下来的汉语诗坛的滑坡局面一语成谶。
就这样，当物欲横流的九十年代引来第三代诗坛的到来时，中国诗歌和现代主义擦肩而过，一下子和后现代主义貌合神离地碰面一撞。当“民间写作”、“个人写作”、“身体写作”、“知识分子写作”甚至“下半身”这种只有帽子而没有头皮的诗歌口号横行大江南北时，温东华意识到中国现代汉语诗歌的一个有可能的黄金时代一去不复返了。
想到温东华的诗歌创作的沉默和《世界名诗大典》出版的遥遥无期，在汉语文学史上不是一个孤立的现象，我们有必要重提王晓明先生当年大声呐喊的那一句话：重写文学史！

3

我和温东华的结识缘于一个遥远的晚上。
那天晚上，我在一个写诗的朋友的阴暗的书房里发现了一本印刷于八十年代的刊物。这本刊物的后头，作为附录，有一篇题为《一尖山》的长达九百行十三节的诗歌。当时，我不顾光线的暗淡，当着朋友的面一口气将那首诗读完，结果，我和我的朋友惊呆了：当代汉语还有这样的沦落于人间的作品，这是汉语的骄傲还是汉语的悲哀？！
在我读完一遍后，我的朋友也仿着我用他的另一种声音和速度，对着我重读了一遍。我们两个热爱诗歌的人最后几乎要嚎叫起来，我们企图让一个深埋于地底的伟大作品的声音传遍人间。
那一个晚上我未离开朋友的书房，那一个晚上我和我的朋友彻夜未眠，那一个晚上我和我的诗人朋友陶醉于这样的词句丛林之间：
犹如骨骼负着精神，衣架晾挂空虚的形体
一尖山，你诡魅的兴趣
被波浪的绿线包围着，是蕴藉
或者是沉淀了的金属的矿藏
支撑住劳顿的双脚，向着你幽玄的心脏
一尖山，爬上去，历史的边缘
……
一尖山，我寻觅了你全部破绽
和流水的波纹，或松鼠的嘴巴
但是，你青色的牙齿、碧绿的蒲剑
没有吐露出一个隐秘，一个
进化的链环，一个软化的骷骼
然而在你的胸膛上，由于愤怒
而黝黑的岩石上
风的悄悄低语，流水
一个元素一个元素的推移
像是鳞片的光芒，瓦块显现了面孔
如同历史一样古老，又像我们一样年轻
一尖山房屋的翅膀，飞翔着
泥瓦匠的形象
天空里不可摧毁的晴雨伞
……
太阳已经落山，大地旋转
以速度、以风俗、以不规则的体积
嫁给黑暗嫁给星星懒散的长袍
嫁给霉烂的十二月
像这样的句子在《一尖山》里层层叠叠、俯仰皆是，直到着手这个记录的今天，我也不知该引用哪几节，方不令自己落到引文的遗憾。我从读到《一尖山》的第一天起，就有一个特别的观点：当代汉语诗坛没有给《一尖山》一个名分是一个怎样的错误；当代汉语诗歌阅读错过了《一尖山》又是怎样一个缺陷；当代汉语诗学批评界未能和《一尖山》攀亲结邻，更是怎样一种可怜——或者说，想像一下，当代诗歌批评技术一旦落实到《一尖山》上，又会炸出怎样一个希望来。
一代读者在一代汉语平庸之作厚着脸皮、层出不穷地折磨后，渴望着深度悲剧作品来震撼，是如此的经年累月。一代批评看客和一代写作市侩相互传染着堕落和无知之风后，良心发现之时空喊天才快些出现的声音，是如此的经年累月。一代自许为汉语英雄的伪善者在通往民主的大道上和控制话语权的少数人相互周旋，是如此的经不起时间的考验。这样的一个时代，在业已走出黎明后的今天，如果还不能及时让《一尖山》这块璞玉的光茫射向应有的空间，该是多么的心胸狭窄和良知损坏！
我们有的是写出几首形式上的诗作就到处兜售诗学经验的不要脸的风人雅士。我们有的是因几首浅句、甚至于因一件和诗歌本身毫无关联的人事纠纷而枉得诗名的骗子。我们有的是凭一时小聪明应运而生，过上诗坛老大的日子后就和诗歌形同陌路的少年遗老。我们有的是一双鼠眼整天琢磨和这个一比长短，和那个一见高低，而毫不识“以今日之我胜昨日之我”的创新精神的诗歌小丑。
关于《一尖山》，在这里我不得不说些题外话。在温东华工作的这个小地方，凡是细心读过《一尖山》的人，无不在随后的写作上扭转了语言风气，改变文学观念，端正人生态度。其中有一个写散文的朋友，在看过《一尖山》后，受其中某一节的启发，创作出一个长篇复调叙事散文，语言和结构之优美，无论是在他本人的作品集里，还是在那个写作圈子间，都是首出一指的。作者本人进入真正的诗歌练习也是从《一尖山》的阅读开始的。一种语言的训练，如果没有本语种的原创杰作，单靠外来移译的营养补充，最终会步入缺钙的后遗症。
《一尖山》毕竟是上一个世纪的作品。温东华现在只有一个愿望，在最近一两年里完成“历史人物系列”抒情诗。从他近年来对现代汉语诗的思考的深度上看，他是有一种在汉语短诗上创建一个丰碑的愿望。一个诗人在艺术上没有一种攀登高峰的野心，我们对他们还有何指望呢？正如说一个诗人没有才气，就等于宣布了他的死亡。

4

还是让我们来完整地读一首温东华的近作吧。
辛弃疾
没落帝国的许多节日喜庆被视为一堆垃圾
时代认可的精英更是一群鸡狗和尘土
从北到南，一千条落日的
道路上的愤慨、才华和激情
被大海阻挡在投闲的纸页上
酒杯辩言后的沉默
钢铁无声的恣肆横厉
和奇倔盘陀的酣畅淋漓
凝聚于一支开辟洪荒的巨笔
这板斧斫削高山大河
比盘古的神话更富于力量
触摸一摊鲜血
上帝忘记了自己的目的
诞生，死亡，永恒。
一首诗完成之后，第一是阅读，第二也是阅读，其余的意义也都在阅读之中。一首诗是否经得起反复阅读，是否经得起用不同的速度不同的视角作深度考量，几乎是它存在的唯一意义之终审。可以说最好的短诗是语言的百米赛跑，它对写作者和读者要求极高。在一个生理肺活不畅、思辩底气不足的人嘴里，温东华的诗很难成功地朗诵出来。就说这首《辛弃疾》，词与词相互咬合相互推动的严密而又浑然一体，简直无法容许一个阅读者作出换气。
在阅读诸多领域的一流名著后，既苦思社会、人生，又不断总结自己和他人的创作经验，温东华形成了自己的一套诗学见解。温东华说，汉语诗歌从近体诗转入现代诗歌后，传统的形式韵律基本上失去意义，从上个世纪一波又一波的现代汉语诗歌在形式上努力的失败之作和偶尔如穆旦式的“基于对古汉语彻底的无知”（黄灿然语）而建立在现代意识上的成功之作的对照，让我们看到发展现代汉语诗的可能方向，应该是从语言的本质和语言思辩力量下的批判功能入手。故思维的节奏取代语音的韵律应是必然的趋势。温东华的这个认识在北岛的随笔中可以得到印证。今天，汉语诗不是押韵问题，而是避韵问题，在一些欧洲古典长诗的汉语译本里我们可以得到这样的阅读经验：共韵有时往往减弱了语言可能的叙述力量。
站在今天，我们应如何检讨汉语古文学呢？温东华认为，现代汉语新诗必须丢掉意境说、神韵说、性灵说，丢掉重歌复沓、句式整齐、字数大体相等而且带有歌的情调的东西。丢掉一些但并不意味不吸收，事实上，每一个写诗者都应认真阅读中国古代诗、文、史、赋、论和小说、杂记，从中养育心气、完善思辩、拓展时空、发掘活物，从中学习行文生动、简洁、凝练、坚硬、自在，其余不必纠缠。现代汉语写作要想获得非凡的成就，就一定要在叙事上下一番开拓性的功夫，它不仅借助外语来丰富词汇和语法，而且借鉴汉语古文学尤其重要。
温东华说，创作出一首成功的诗歌，在脑力上毫不轻松于一个物理学家考察一个物理问题。在今日世界诗坛，一个伟大的诗人，不仅要有丰富的政治、经济、法制、艺术素养，还要有充分的哲学、物理、地理和数学思想。在这个标准下，上个世纪的大诗人聂鲁达和艾略特可谓各参其半。很难想象，没有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时空观念的渗透，《四个四重奏》得以诞生。不妨说，每一首伟大诗篇的出世都是当时的政治大革命和科学大变革后的结果。
当代诗歌评论家耀旭说：“一个时代赋予它同时代人鉴别诗篇的能力是极其有限的。杰出的诗篇往往只能在被传递和延续之中才被保存和甄别出来。”江淹如是，穆旦如是，海子近似的如是。只有在特殊的年代，或者特别的个人生存环境里，杰出的诗篇方能打破这种普遍的规律，如曹植，如李贺，如杨炼。相反的，那些无论是技巧还是思想都正处于当代平均线之下的平庸甚至靡靡之音，往往刮一时之风，抱风雅之名，如唐初的沈宋和大历十才子，如徐志摩，还有等而下之的汪国真、再下之的沈浩波之流。为什么出现这种扭曲的诗坛阅读现象呢？温东华认为这是由一个时代的文化谱系的相对性所决定的。比如一个金字塔，站在底层的受众怎么可能领会塔顶上的思想的光芒呢？愈是杰出的诗篇，在其时愈是局限在一个相对小的范围里传诵，只有历经时间的风雨，在中间层次的各级文化传播工作和思想渗透达到一定的状态时，它才会在大的受众阶级中浮出水面来。这是历史文化的自然规律，所以一流诗品只有诗人自身来阅读，不必作冤屈想。从这个意义上看，当代那些如“下半身”之流的堕落诗风，不失为客观上的明智之举：面对现实，选择媚俗。
鉴于当代汉语诗坛上所谓的“口语诗”的不正常现象，温东华对汉语诗歌的口语化作出了这样的述说：中国现代诗人，包括那些非诗人的名家，认为口语诗是一种来源于且适宜于人们口头上“说”的诗作，其实这是一大错误。当代的某些年轻人玩弄的一些口语诗更是一种低级趣味，充其量也只不过是一种庸俗下流的俗文化现象。还有所谓“谣曲”式口语，这种口语只能表达一种盲目热爱和盲目歌颂的情感，当它被认为是一种人民大众所喜闻乐见的语言时，虽然强调了通俗易懂，但使汉语变得肤浅而无质。总之，这些口语，均不能体现出汉民族口语本身应有的伟大精神和活的思想。真正的口语应该是丢掉那些浅薄、平庸、粗劣、粗鄙、没有内涵的简易和流畅，做到纯净、纯洁、纯正、上口、明快、高雅，而且表现力极强。诗中的口语最终不是滑腻的口头说，而是热烈而冷静的语言说。
于坚在他的《棕皮手记》里写道：“一个所谓的写作的黄金时代在历史上从未出现过，不能写作的人在任何时代都不能写，而可以写作的人就是在他的有生之年写，无论这是怎样的时代。”这段话的意义在于揭示一个有创作能力的严肃写作者，不但要有清醒于时代的认识，还要有见证于历史的操守。在时代的喧嚣中把不住方向的人是无头之鸟、恨恨而死，他留不下自己的清白，也最终为时代前进的车轮所碾过。
人们都说，愈是民族的愈是世界，或者说愈是传统的愈是现代。这在鲁迅的身上得到了充分的表现。在《世界名诗大典•散文诗卷》里，温东华在汉语部分唯一选入的是鲁迅的《野草》篇章。当时在编委之间还产生过分歧，温东华说：“二十世纪，汉语散文诗写作唯有鲁迅一人将现代主义玩到彻底的境界。”众议于是在这一锤定音里归于统一。多年以后的温东华告诉我：“鲁迅的现代意识主要来源于文艺复兴后的大西洋时代和中国历史上时或有之的觉醒阶段。如今北岛在美洲和等而下之的诗人交往，杨炼在欧洲喊出‘帕斯过后国际诗坛无大师’。由此得出一个推论：从现在进行时的西方诗坛吸取营养已到末路，新的血液的培育还得从我们民族的原初河床上去找”。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谁又能说屈原的诗魂已经死了呢，谁又能说屈原作为诗人的意识不是现代的呢？
今天，现代汉语新诗巨人温东华正在孔丘、庄周、秦始皇、王莽、扬雄、曹操、李白、成吉思汗……孙中山等人身上发掘思与诗。我期待着他写出代表我们这个时代而且无愧于未来读者的杰作。我相信，而没有丝毫怀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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